寫在前面在中國，承繼于烽火中西遷入陜的國立西北聯合大學主體，賡續因光緒皇帝《興學詔》而設的陜西大學堂薪火的西北大學，是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史上一個鮮見的傳奇。有著“西北高校播種機”之譽。1950年代，大國新立，百廢待興。

在一場于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召開的教育會議上，教育部領導這樣總結對中國高等教育局面的環視：以西北大學情況為最好，進步為最快，一切生機勃勃，有條有理。教育部發出聲音，號召其他學校“向西北大學看齊”。大西北，廣袤中華三分，擁壤其一。歷史中國的龍興之地便是秦嶺北麓的西北首府——西安。近代中國，西方工業化的潮汐以千鈞不擋之勢觸角東伸。外侮來襲，大廈將傾，亡國亡種的三千年未有的歷史大變局中，西北，鼎定國祚的定海神針之效始露鋒芒。陜北，高原莽莽，新中國在那里孕育；關中，貫通東西的隴海鐵路遇見濤濤渭水的那一刻，中國的精銳力量找到了扎根之所。日寇的兵鋒最終折戟中條，從此，再無西進的可能，陜西冷娃以蕩然之浩氣再一次為西北贏得榮光。在浩浩湯湯的歷史大潮中，大西北最高學府——西北大學在中國人的父親山秦嶺之南麓的漢中及北麓的西安，歷時十年，培根鑄魂，鉆研學術，培養人才，于戰火紛飛中度過了她的熔爐時代，為多年以后“西北大學現象”的橫空出世埋下伏筆。傳奇的背后是一個個鮮活的人生，我們今天的故事，從北京城里的一個清晨講起······

奔 赴

1937年7月28日，對于在北國嫩江邊長大的黑龍江人王耀東而言，這一天距離這位國際冠軍37歲生日的到來整好兩月。

21歲的時候，他代表中國參加遠東運動會，摘取了籃球賽冠軍。“體育報國”成為這位北師大畢業生終此一生的不變選擇。從18歲離開東北算起，他在北京的生活已近20年了。20年里，這里的名字在北京與北平之間切換，與之相伴隨的是時局不斷更迭。生活在北京的人們也早已經習而慣之了。

這一天的清晨，王耀東早早地出門，他要去往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在那里，他的學生們正等待著他們的王教練。北平市大中學校田徑運動會迫在眉睫，這是懸在教練和學員們心中的倒計時。然而，看著大街上稀少的行人以及他們臉上露出的驚恐之色，王耀東有一種不祥的預感。他的預感是準確的，當此一時，守衛北平的宋哲元的二十九軍剛剛撤離，與此同時，全副武裝的日本部隊正在進城的路上。北平，淪陷了。

1937年的春秋，幾件事情的發生勾勒著未來中國的希望。在陜北，夏天里的毛澤東剛剛坐在陜北抗日軍政大學的講桌前，開始講授《實踐論》和《矛盾論》，環境是艱苦了一些，但這位思想的巨人已經在為中國道路的尋找中闊步而前，抵近瓜熟蒂落的前夜。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的結合，這個一百年來歷經苦難的民族在屢次的尋找中正在走向黎明。

在關中，在這八百里秦川的最西端，三月里春光乍好，一個叫寶雞縣的小縣城的東門外，一場通車儀式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圍觀。

“鐵路是歷史上最富革命性的工具！”1919年，德國著名政治經濟學家韋伯在慕尼黑大學的演講中發出的聲音振聾發聵！

半個世紀前，當英國商人杜蘭德在北京宣武門外建造的一里長的小鐵路出現在盤著鞭子的中國人的眼前的時候，清廷里睿智的目光就已經感受到了這種變革性的工具對于國家與世界的影響力。隴海鐵路最早的動議便在這個風雨飄搖的朝廷里生出根來，最終，在民族生死存亡的至暗時刻真正到來前抵達關中平原的最西端。來圍觀通車儀式的普羅大眾不會想到，很快，這里的人口將迎來爆炸式增長，大量的工廠、組織、人員將沿著隴海鐵路散布到關中平原的各個站點。隴海鐵路進入關中是現代思維的觸角第一次整裝進入了一個古老文明的核心地帶。

“車在下午三點才開。路旁站著許多人，男的，女的，老太婆，小孩，都仰著頭呆看著火車從他們身邊駛過。還有的從家里飛跑出來，狗跑在前面狂吠著。在他們看來，火車是一個新奇的，古怪的玩藝兒，而不知它將怎樣的破壞了他們過去的生活方式，破壞了蘊藏在他們心中的封建勢力，同時又將怎樣的給他們帶來了新的生活。”這是彼時發表在《大公報》上的一篇題為《旅途中——從西安到北平》的文章中的一段，一個車窗內的視角為我們記錄下當時車窗外的世界。這是普通人的一篇普通的旅途日記中的一小段，卻為中國歷史大潮中留下了一朵寶貴的浪花。與這段日記一起留存下來的還有這一年秋天發出的一則政府令。

1937年9月10日，國民政府教育部第16696號令：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和中央研究院的師資設備為基干，成立長沙臨時大學。以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北洋工學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為基干，設立西安臨時大學。

三天后，一場歡迎宴在古城西安開席，主持宴會的是陜源西北大學走出的學生，時任陜西省主席的孫蔚如將軍。這位從今天西安灞橋豁口村走出的文武全才將在幾個月后受命第四集團軍總司令，提兵固守中條山。西鳳酒香，一洗風塵，歡迎遠道而來的座上賓：西安臨大籌委。西安臨大的校址于此勘定。平津四校就此踏上征途。隴海鐵路成為戰時生命線，成為臨大入陜的有力支撐。與大多數隨主體而來的師生的舟車勞頓不同，王耀東的入陜之旅堪稱傳奇，幾經生死。1937年10月，陷入日寇手中的北平城一片蕭瑟，日軍嚴查軍人和學生，出城成為兇險難料之事。西安臨大成立的消息讓王耀東下定決心奔赴西安。夫妻的告別時刻來臨了。在好友謝似顏的家里，王耀東與前來悄悄送行的妻子齊志修四目相對，伉儷情深，家國大義，只在淚眼婆娑間，這個東北漢子留下八百元錢，讓弱妻幼女靜候消息，與好友一起化妝成商人踏上西去之路。

他們在日本兵持棒而立的北平火車站丟了錢包，他們在戒備森嚴的天津火車站幸得同胞提醒于檢查前拿走行李，他們在徐州火車站的站臺遭遇機槍掃射。九死一生之后終于在隴海鐵路線上，看見了高聳的華山，看見了巍峨的秦嶺。關中平原上秋收后播種的一季新麥剛剛破土，綠茵茵的生機蘊藏著希望。大難不死，必有后福。三年后，幾經輾轉，一家人終于在陜西聚首。終此一生，未曾離開體育事業的王耀東亦未曾離開西大，八十載執教之旅開辟西大體育教育之沃壤，這位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副主席最欣慰的是西大終身教授之榮譽，生命的年輪以107這個同樣傳奇的數字為一代宗師的謝幕著點睛之筆。

發 軔

1902年，是中國現代高等教育發展史上無可替代的肇始之年。很多大學校史的追根溯源以此為始。在今天陜西西安北院門蓮湖區政府所在地的門口，一塊石碑講述了這里與中國高等教育的淵源。1901年1月，庚子國變中避禍西北的清廷從這里向全國發布了“新政上諭”，幾個月后，又就新政發布了“興學詔”，要求“除京師已設大學堂應行切實整頓外，著各省所有書院于省城均改設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均改設中學堂，各州縣均改設小學堂，并多設蒙養學堂。”

緊隨鑾駕回京的步伐，陜西巡撫允升奏請設立陜西大學堂的奏本就來到了皇帝的書桌上，光緒朱批：“著即督飭，認真辦理，務收興學實效”。由此，陜源西北大學的歷史拉開了帷幕。但命運多舛，時局多變，此去三十年，西北最高學府的夢想幾起幾輟，最終在關中平原上一次世紀性（1929陜西大饑荒）的大饑荒之后，沒入歷史的塵煙。自下而上，以陜西一己之力興辦西北最高學府的努力終告失敗。

契機需要等待，契機往往與危機同行。1937年，當平津四校避亂西北踏足陜西的那一刻，西北高等教育迎來的是一個國家層面的發展契機。西北首府西安與上一次充當慈禧“西狩”的避難所不同，這一次，它將成為高等教育的聚寶盆。而這種規劃與中國人近代以來的歷史觀瞻息息相關。“中國強盛之時，無不掩有西北。中國的山川形勝，皆起自西北，棄西部即棄中國，西部安定，中國就等于安定了一半。”這是左宗棠經略西北的深謀。

“謀本部則武昌，謀藩服則西安，謀大洲則伊犁。”這是孫中山在1902年與章太炎清談時對于國都的遠慮。

經略西北，軔必發于西安。1931年，9·18事變在讓中國折損東北之后，日寇緊隨其后于1932年在更為富庶的上海發動了1·28事變。國民政府進一步認識到西北的重要性，一度遷往洛陽臨時辦公，并將西安升格為陪都，相繼成立“西京籌備委員會”與“西京市政建設委員會”。

1937年3月24日，西京籌備委員會與西京市政建設委員會召開了西京市區計劃第一次會議，城市規劃提上議事日程。雖然抗戰的全面爆發，日寇兵鋒劍指潼關讓距其不遠的西安，較之于重慶失去了陪都之想，陪都計劃于1940年全面終止，但是連蔣介石都不無感慨地承認：西南是抗戰的根據地，西北是建國的根據地。

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西北開發一度成為學者關注、報章熱議的遠瞻。而開發西北，布局高等教育則成為熱議的一大共識。以時任陜西省主席邵力子為代表的有識之士奔走努力，他們認為：京津以及滬上，集中了中國最優質的高等教育。應當有遷西北，以振家邦。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曾經有人動議，將北平大學遷往西北，結果很快發現行不通，因為根本遷不動。誰愿意舍棄平津的富庶繁華，而奔赴西北的蒼涼凋敝呢。歷史總是在危急的關頭創造出新的機遇！

盧溝橋的槍聲在將民族推向命懸一線的危亡時刻的同時，也為高等教育在西北的鋪展打開了嶄新的大門。當平津四校沿著現代化的鐵路線一路西去的時候，列車上的很多人將注定留在西部，西北最高學府的坊間熱望也將在這一次大潮涌動中獲得薪火百年的津梁。雖然，為避日寇的轟炸，他們在關中短暫地停留之后以西北聯大之名蟄伏秦巴山水繼寫薪火，但西北教育繁榮的種子業已播下，開枝散葉之勢已就。西北首府，他們終將回來。

治校

1939年8月8日，對于“校長專業戶”湖南人胡庶華而言，他的又一個任命狀連同一所新組建的大學一起，成為他教育生涯中一個嶄新的開始。

十年前，在教育界鋒芒初露的胡庶華被剛剛接任教育部長的另一位教育大家蔣夢麟慧眼識珠，長校同濟大學。三年任期光陰斗轉，在同濟留下“干得有聲有色”的名聲之后，舍不下鄉梓情深，胡庶華折返三湘，出任尚在起步階段的湖南大學校長。胡庶華的習慣，在一所大學只做一任，絕不超過三年，這種畢其功于一役的開拓精神在湖南大學同樣留下辦學的好名聲。接續湖南大學投來橄欖枝的是重慶大學，由是，重大步入了發展史上一個特別快的時期。作為教育家，胡庶華提出“承朱張之緒，取歐美之長”。將中國傳統教育與學術思想以及優秀的民族文化與西方先進的思想制度和科學技術相融合。留學德國期間，矢志實業救國的胡庶華在冶金工程領域展露才華。旅歐十年，胡庶華輾轉多國，歸國時37歲的人生中用來學習的時間竟然高達30年之久。在踏足教育之前，“鋼鐵救國”的使命感讓他從上海鋼鐵廠廠長的角色起步，走上了一條工程師報國的技術精進之路。他先后在上海鋼鐵廠、漢陽兵工廠、烈山煤礦任職，彼時中國軍閥混戰的現實一次次澆滅著他的實業理想。胡庶華決心投身教育，為國育材。一代教育大家以及冶金學家終于和剛剛組建完成的國立西北大學在漢中城固相逢。但是，歲月并沒有給胡庶華一個完美的城固時光。如果人生可以重新選擇，他一定會慎重考慮他的第四個校長任期。與此前在同濟、湖大、重大的順風順水形成對比，其在西大的校長之任可謂艱難重重，學校里面各種力量的爭斗使得初創的西大學潮不斷，維持一個正常的教學殊為不易。淬煉總是在不穩定當中步步向前的，西大呼喚一個能夠整合各種力量的均衡之材出掌校印。另一個湖南人的出現，讓這種希冀看到了曙光。

賴璉，這位后來在聯合國秘書處任職達14年之久的中國人注定將在西大歷史上留下深深的印痕——賴璉治校。城固不僅在賴璉記憶里是“一生最愉快的回憶”，更是在這里，他創造了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史上一人兼任兩校校長的傳奇。他是西大旗幟復擎之際于亂中趨穩的轉折。在長沙長大的福建人賴璉先后兩次赴美留學，先在伊利諾伊大學學習機械工程，后再康奈爾大學獲得工程學碩士。與胡庶華踏足社會的第一課頗為相似，賴璉走向社會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汽車城底特律的福特汽車公司研究汽車制造與工業管理。賴璉具有廣泛的學習興趣和多方面的才干，他甚至一度在加拿大逗留期間于多倫多大學選修了政治經濟學。在接到出掌西北大學校長之任的調令前，賴璉已經在西北工學院院長之任上工作四年。他在西工的辦學非常成功（詳見《西工大傳奇》），以至于師生們聽到院長即將調離的消息集體阻攔，甚至上書教育部強烈挽留。賴璉第一次陷入了人生的躊躇。

1942年仲夏，在關中平原西端的鳳翔東湖，一對夫婦正信步其間。在這座與杭州西湖相并，亦為關中八景之一的盛景前，游覽其間的伉儷盡情地感受著蘇東坡留給這世界的美。這只是他們遍游關中的開始，此后，華清池，潼關，廟臺子等多處名勝都將留下他們的足跡。攜妻信步的不是別人，正是賴璉。他在漢中告假，徑向關中。他沒想到教育部居然同意西工師生的挽留，來了一個一人身兼兩校校長的決定。這在做事認真的賴璉看來是不能接受的。他在后來的回憶錄里寫到：我平生反對一個人兼兩個事。大學校長是何等重要的職務，一個人全副力量去對付，還不容易做得好。我怎么可以一身兼任兩個大學的首長？短短一段文字，一個持身謙遜而有深具才干的教育家輪廓畢現。西大甚至幾次派師生代表前往古路壩歡迎賴璉早日掌校。種種因素聚合之下，最終1942年5月5日，一個騎著馬的中年人出現在了西北大學的門口。

“走馬上任”是賴璉別具一格的登場。他沒有選擇汽車，也沒有選擇陜南流行的交通工具滑竿，而是騎了一匹馬赴任。這匹馬也頗有來歷，它是曾經擔任陜西督軍，此時閑居漢中的劉鎮華的馬。其在任時，于陜源西大的舉辦亦是有貢獻者，為創辦人之一，這一次他用一匹好馬襄助賴璉策馬揚鞭。送一個能干的校長盡收殘局，撥云現日，為西大的騰飛奠一塊重要的基石。很快，兩場全校師生分別參加的集會成為此后兩日西大人最期待的事情，他們的校長要講話了。這本是極為平常的一件事情，但在過去卻鮮能實現。賴璉無懼，走進了擠滿學生的大禮堂，信步走上主席臺。將近一個小時的講話，臺下鴉雀無聲，西大自復辦以來第一次如此肅靜。

賴璉大膽地批評著學校一切不合理的現象，堅定地表達著整頓的決心和方針：

樹立嚴格校風，注重人格訓練，倡導學術精神，加強讀書空氣，要使西北大學成為名副其實的西北最高學府。

緊隨其后，在茶話會形式召開的教員大會上，賴璉講：學校單單做到安定還不夠，一定要在安定中爭取繼續不斷的進步和發揚。西北大學處于巴山秦嶺之間，復為博望侯張騫的故里。此時此地，我們遠觀周秦漢唐之興盛，環視大西北區域之雄偉，人人應以恢復舊的光榮，建設新的文化為己任，為最高理想。賴璉干練，沒有辜負西大師生的期盼。從大處講，在解決學校辦學經費問題上，賴璉不一般的才干已展露無疑。西大的辦學經費因為賴璉的努力來到了相對裕如的時期。從小處講，教授夫人們的矛盾鬧得厲害的，校長賴璉亦會變身居委會大媽出面調解。從關鍵處講，賴璉進一步提出提高課程標準，在保證學校教學研究正常運轉的同時要不斷提升辦學質量。他倡辦《西北學術》，鼓勵學術研究。他促成西大和西工聯合考察團赴新疆等西北地區的學術考察活動。正是得益于賴璉在重慶的積極爭取，黃文弼領銜的新疆歷史地理考察團有充足的經費、裕如的時間，得以在戰火紛飛的年代沿著河西走廊收獲一系列令人驚嘆的學術成果。

師 者

多年以后，在中國新一輪的學科評估中，于考古學領域，西北大學與北京大學并為全國唯二的A+。在考古學界，今日中國公認的四大巨頭有北大考古、社科院考古所、西北大學考古、吉大邊疆考古中心，個個都是業界的天花板。

而西大與北大一騎絕塵，并驅勝出，穿越歷史的塵埃，一束光投向了一個共同的名字——黃文弼。

1893年，黃文弼出生在湖北漢川，21年后，他在北京大學哲學門修完最后一門課，由此，四十年的學術生涯邁開了堅實的步子，而其中涉及大西北的考察歷程38300公里。他是西北大學考古學和北京大學考古學這兩個中國最早的考古專業創辦的奠基人。在黃文弼的身上有很多第一人的稱謂：中國西北考古第一人，中國科學考古第一人，中國國際合作科學研究第一人。

他的“三記兩集”首創中國現代意義上第一部考古報告。三記為《羅布淖爾考古記》《吐魯番考古記》《塔里木盆地考古記》；兩集為《高昌陶集》《高昌博集》。他提出“三重證據法”，創建解釋考古學，在方法上于考古拓出新途。作為西北大學教授名人譜中的樸素一員，他不僅是建功大漠，開創西北考古與歷史研究嶄新局面的拓荒者，更是西北大學考古學、邊政學、歷史學的重要奠基者。西北大學之所以在多年以后在多個學科于中國學術中綻放熠熠光彩，甚至為世界知名大學名錄以中國西北大學所收錄，彰顯學術研究的中國氣象，乃是其青銅時代歷史大潮之下造就的根基。西北大學承襲西北聯大，以北平大學為主體，師資兼納北師大之一部。名師薈萃，星光閃耀：中國地理“三杰”之一、地學泰斗黃國璋國學大師黎錦熙國民經濟學領域研究的佼佼者羅章龍中國古脊椎動物學的奠基者楊鐘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傳播者沈志遠日本研究專才許興凱中國藝術考古的首創者王子云南海劃界的實踐者傅角今及鄭約資······

不僅質量，其教授數量亦在當時中國大學中占有可觀分量。這些于京津繁華之地執鞭而教的一代學人，其履歷或有海外復負笈之旅，或有國內一流學府的深造之跡，中華文化的底蘊與現代眼光的卓識交相輝映。戰火頻仍，陜西的秦巴山水以及關中的一原疊翠于時艱中造得一方學術研究以及人才培養的“諾亞方舟”。他們中的很多人因潮汐而來，卻長久甚至永久駐留秦地，成為新中國成立之后，西安高等教育與京城與滬上鼎足而三的戰略支撐中的重要基石。20世紀上半葉，軍閥忙于混戰，西方探險家的觸角卻已悄悄地伸到西北，吸引他們的是文明的遺跡以及廣袤國土下掩埋的文物寶藏。斯坦因、伯希、斯文·赫定的足跡出現在了中國國土。1930年深秋，黃文弼的第一次西北考察開始了，這也是斯文·赫定的第四次中亞探險。行至樓蘭遺跡，赫定將瑞典國旗插在了土丘之上。“這是中國國土，不許插上外國的國旗！”黃文弼一邊厲喝，一邊拔掉瑞典國旗，插上中國國旗。中國不亡，中華不滅，在此虎目雄視的一瞬似見端倪。中國的知識分子群體乃為我民族的津梁，一可生二，而可生三，三生千千萬。如此民族與文化，薪火不輟，如何可滅。即便日寇強弩扣門，以我國幅員近千萬平方公里之遼闊，國民數以億計之眾多，撮爾小國，何以張狂。黃文弼無論在學識還是修養都堪為西北大學教授群體中的一個側影，但絕不是孤例，學科亦不是孤例。《西北大學章程》確立西北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宏才，應國家需要”為人才培養宗旨。誠如西大的領導者所言：世界上有地位的大學，都是因為能在學術上有特殊的貢獻。一個學校能在學術上有所貢獻，并不是偶然的，必須由教授領導，經年累月，埋頭研究，然后方能有所成就。當黃文弼在西北大漠進行深入考察的時候，地質學系的重要創辦者張伯聲剛剛踏上去往海外的郵輪。

1926年，正當中國南北各方勢力為了爭取國家最高領導權準備展開一場史稱“北伐戰爭”的歷史大博弈的時候，一個23歲的青年踏上了開往美國的郵輪，等待他的將是持續數月的海洋上的大漂流。九年前，北京清華留美預科學校的老師在開封發現了這個天資聰穎的14歲少年。好劍需磨，這個經過九年準備的少年，將成為庚子賠款資助下的千余名留學生之一，先后在美國的威斯康辛大學、芝加哥大學、斯坦福大學進行鍛造。此時，他每一天的生活就是來到郵輪的甲板上看大海。久而久之，他發現大海里的波浪在涌動時不是直上直下的，根據他所掌握的力學知識，他敏銳地感覺到大海的波浪在以最省力的方式運動著。帶著這樣的思考，這個叫做張伯聲的青年人踏上了大洋彼岸的土地。

這個著名的“郵輪之思”后來成為我國五大地質構造學說之一的“波浪狀鑲嵌構造學說”的源頭。這次坐船經歷帶來的啟發與靈感，讓這個青年推斷出“大自然地殼的構造，一定是以最省力的方式在運動”，“地殼波浪鑲嵌學說”從一個靈感起步，最終為國際所承認。這個青年在1939年成為西北大學地質學系重要的開創者。多年以后，西北大學地質學系將在新中國的建設中大放異彩，全國14個油田中有13個油田的局長、總地質師均是西大畢業。“中國石油航母”之名不脛而走。西大地質系與北大地質系是僅有的兩個在1952年院系大調整中保留在綜合大學中的地質學系。而張伯聲在1956年新中國首次教授評聘中，在一級教授的名單里，他是西北地區碩果僅三的駿馬之一。他的這一學說亦與李四光的“地質力學”、黃汲清的“多旋回構造”、陳國達的“地洼說”和張文佑的“斷塊構造說”構成了“中國五大地質構造學派”。在多年以后，已經是西大副校長的張伯聲迎來了一群歷史系慕名而來的年輕學生的拜訪，其中一個青年開門見山地：“張校長，您怎么就研究出來這么一個了不起的科研成果啊？在全球都能夠站住腳，有地位。”這個青年叫做王岐山。后來他把這個理論帶到了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閉幕晚宴上。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運動的，對于物質是怎么運動的。哲學家苦苦尋覓的問題答案，地質學家張伯聲給出了回答。張伯聲的波浪式鑲嵌學說的影響力早已超出了地質學范疇，在包括哲學、歷史學、地震學在內的多個領域產生影響。

1945年初秋，對于英國人李約瑟而言，這一年的九月將有四天的美好記憶留在陜西漢中。傾注其畢生心血所完成的《中國科學技術史》極大地改變了世界對于東方理解。這位劍橋學派的代表人物由此在中國的歷史上留下了名姓，與之相伴隨的是其先后逾十次，行程逾215萬km的問足中華，在其所訪問的近300所教育和研究機構中，西北大學之行給這個來自西方的學者留下重要的印象。因為此后，在1972年，1984年，他還將二訪、三訪。能夠讓李博士不遠萬里三訪其址的學府，數量不多，西北大學堪為其一。9月18日傍晚，西北大學禮堂，一場報告舉行在即。西大教授、心理學家高文源（留美）站在了翻譯席，臺下陪同的分別有西大教務長物理學家、教育家岳劼恒（留法），理學院院長中國著名數學家、天體力學家、教育家趙進義（留法），化學系主任、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拉姆塞的高徒、化學家張貽侗（留英），面對西大師生，遠道而來的李約瑟博士拿出了他的演講稿《科學與民主主義》。城固雖小，但就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而言，萬里亦可在彈指間。環境雖苦，但就人生成長與事業精進而言，分秒必爭在一念間。艱難困苦玉汝已成，與民族抗戰勝利同喜悅，很快，西北大學將返回她的應許之地。西安城雄偉的明城墻下，西大的永久校址正待薪火回還。李約瑟的演講將是他們在城固歲月中最后一場重量級的演講。這種影響力與其說在于學術內容，不若說在于學術思想。大學之謂者，大師之謂也；大師之謂者，方法之謂也。學術登攀，如果在方法上是一個矮子，是做不了大事業的。李約瑟注重綜合歸納的治學方法在世界上頗具影響力，不僅西大的教授們多有啟發。二十年后，一個叫黃仁宇的中國人被其吸引，蟄居劍橋三載，襄助李約瑟完成《中國科學與文明》的宏偉計劃，后來，黃仁宇寫出了《萬歷十五年》。而此刻，這個剛剛從戰場上下來軍階不高年近三十的軍人正準備收拾行囊前往密歇根大學從零開始攻讀歷史，半路出家，歷史這本經應該怎么念，尚未有譜。不得不說，國學大師黎錦熙教授在解釋校訓的時候，慧眼高瞻，深具遠謀。

“公誠勤樸”四個字字字珠璣。“公”以去“私”，以天下蒼生為己任，做人做事做學問須先有一顆愛國心，黃文弼樓蘭插旗一怒即為此。“誠”慕“實”，去“弱”去“虛”，踏踏實實做人做事。“勤”以開源，“樸”以節流，“勤”則不“匱”，“樸”則達“真”。“物”不役“我”，方有初心之守，漸入人生盛境。對于校訓最好的注解是西大學人在歷史長空中，在多個學科做出了國內領先甚至世界前沿的學術成就。如果說學術是一場戰斗，那么他們善于使用有限的資金和條件，善于選擇陣地，善于獨辟蹊徑，然后拿出驚人的成果，占領學術的前沿，將“公誠勤樸”四個字真正高揚。輪成雙，翼有二，與學術成就并為車之兩輪鳥之兩翼者是培養了一大批具有開拓精神的杰出人才散布中華及海外，一座學府的榮光，不僅僅在于藏書樓里所增的卷籍，更在于從這里所走出的一個個波瀾壯闊的人生。

寫在后面

1948年10月8日，對于陜西人華縣人楊鐘健而言，將是一個艱難的開始。這位中國古脊椎動物學的奠基人要暫時離開他的研究領域，從南京地質調查所回到故鄉陜西，出掌西北大學校印。

1948年11月3日，對于山西人平遙人侯外廬而言，將是一個愉快的遠行。這位新中國史學界的一代宗師剛剛在香港與翦伯贊話別，當他登上“華中”號郵輪由香港奔赴東北解放區的時候，在船上遇到了同船而行的郭沫若，兩位大家在船頭照了張相，留下了歷史一瞬。

對于楊鐘健，大廈將傾的國民黨看中的是其無黨派的背景。一代大家馬師儒之所以被迫卸任西大校長即是因為其進步的立場。但抗戰勝利后從海外訪問講學歸來的楊鐘健深具愛國心。目睹了國民黨的腐敗及腐朽統治的楊鐘健在日記寫到：抗戰勝利后的最初幾年，為我的生活最感到煩悶的時期。當胡宗南突然推開校長辦公室的門，責令西大遷往成都的時候，楊鐘健打起了太極，一邊答應胡的要求，一邊提出頗多難以解決的“困難”，弄得胡宗南皺眉而去。楊鐘健與進步教授一起握好校政，靜待解放時刻的到來。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國民黨許以高官厚祿引其赴臺，楊鐘健斷然相拒。國民黨輸掉的不止戰爭，更在民心。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英艦“紫石英號”橫于長江江面，尋釁挑事。毛主席聞訊回電：“凡擅自進入戰區，妨礙我軍渡江作戰的兵艦，均可轟擊！”解放軍炮擊之下，千瘡百孔的英艦掛出了白旗。、

從1840年英艦來侮，到1949年英艦落荒，109個冬天過去，1950年，一個嶄新的春天到來了。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從陜北來的接管干部，后來調任陜師大校長的心理學家劉澤如出任西北大學黨委書記，西北大學在楊鐘健堅守之下平穩地回到了人們的手里。很快，新任校長候外廬的任命狀將從北京政務院簽發，西大歷史上蔚為可觀的“候外廬八年治校”將隨著1950年的新年一起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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